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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伯(一)
2015-12-16 23:06 佚名  本站原创 审核人:

1、子曰: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孔子说:“泰伯这个人,可以说达到了品德的最高境界了。三次把国君位让给季历,人们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称赞他。”

“泰伯”,周始祖古公亶父的长子。传说古公亶父知道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有圣德,想把君位传与季历。泰伯便与二弟仲雍一起避居至吴地。古公亶父死亦不奔丧,并断发文身以示不返。姬昌即周文王。

“三以天下让”,孔子此语有点言而不实。当时周只是边地一个小封国,并未拥有天下。

“禅让”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。尧、舜时代之前,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是大家推举与当权者“禅让”的结果。“禅让”,即当权者把自己的位子让给有才德者。夏、商、周时期,家天下还不是十分得人心,所以这种做法受到人们普遍称赞。泰伯之外,还有伯夷、叔齐,他们都是以“让”而闻名者。泰伯之“让”,具有战略意义,实为明智之举。他一方面消弥了家庭矛盾,另一方面也为家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。他比伯夷、叔齐的“让”要有意义得多。孔子称泰伯有“德”,不如称其“孝”而有“略”。

2、子曰: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葸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;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孔子说:“只知谦恭而不懂得礼仪制度,就会烦劳不安;只知谨言慎行而不懂得礼仪制度,就会畏缩不前;只知胆大敢为而不懂得礼仪制度,就会犯上作乱;只知心直口快而不懂得礼仪制度,就会急躁偏激。君子对亲族感情深厚,老百姓就会倾向于仁义道德;君子留念故旧而不遗弃,民风自然就会古淳朴厚。”

“劳”,劳苦、烦劳。

“葸”的初文为:,形声字。音洗。意为:害怕、畏缩。

“绞”的初文为:,形声字。本意为缢,即勒杀、吊死。引申:纽结、拧、挤压、缠绕、捆绑、纠缠、搅、剪裁、用绞刀切削、急切、偏激、绞转(以绞轮转动)等。此处作:急躁、偏激。

“偷”,此处作:苟且、怠惰,轻薄、不庄重。

俗语有云:“谦恭有礼”。是说谦恭是“礼”的一部分,但并不能是“礼”的全部。这里孔子所说的“礼”,是指一整套的成熟的礼仪制度,它对人们的一切日常行为都作出了明确的规范。所谓“礼治”,或曰“以礼治国”,即此之谓。“慎、勇、直、笃”,都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,但都应掌握一个“度”。这个“度”如何掌握?在孔子看来,就是以“礼”为标准。比如说“慎”,季文子认为“三思而后行”,孔子却说“再思可矣”。在孔子看来,“三思”就是有可能产生畏缩不前,影响决断;“再思”,既能表现出谨慎的态度,也能表现“勇”、“直”的精神,同时也符合“礼”制的要求。

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;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。”这是孔子在强调君子对于一般百姓伦理道德水平所起的示范作用。它有如老子的圣人“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”,“抱一为天下式”。

3、曾子有疾,召门弟子曰:“启予足,启予手。《诗》云:‘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,吾知免夫!小子!”

本节大意是:

曾子生了病,不很严重,召来门下的弟子们说:“拉伸舒展开我的脚,拉伸舒展开我的手!《诗经》上说:‘小心谨慎、高度注意啊!如同来到深渊边,如同走在薄冰上。’从今以后,我知道怎样才能免于祸害了!弟子们!”

曾子,即曾参。孔子的学生。在孔子的学生中,被后世尊称为“子”者不多见。曾子上承孔学,下启思(子思)孟(孟子),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“启”,本意为打开门户。这里可以有两种引申解释:一为拉伸、舒展;二为掀开被子看。

从伸展开手脚,到“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这是一种情境联想。在深渊边,伸开手脚,是随时准备着抓住某物以不掉入;在薄冰上伸开手脚是为了增大受力面,以不至于沉入水中。当人生面临巨大困难或挑战时,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,并寻求帮助。而伸开手脚,正是高度集中注意、寻求帮助的最直接表现。从“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到“吾知免夫”是一种比喻联想。人生征途,要想免去祸患,一方面要有“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般高度的警惕性,以防患于未然;另一方面,我们要随时寻求与接受别人的帮助,特别是亲人、朋友们的帮助。表面上看,好象是曾子在与弟子们开玩笑,仔细分析,原来是曾子在借自己之“疾”对弟子们进行启发式教育。

4、曾子有疾,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:“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;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:动容貌,斯远暴慢矣;正颜色,斯近信矣;出辞气,斯远鄙倍矣。笾豆之事,则有司存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曾子生了病,孟敬子去探望他。曾子说:“鸟快要死的时侯,叫声是悲哀的;人快要死的时侯,说出的话是善意的。正人君子为人处世应重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:情动于色、真挚感人,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轻慢;严肃认真、一脸正气,就显得诚实可信;语言表达逻辑准确、声调和谐,就可以避免鄙陋悖理。至于礼仪的具体细节,则有主管的人员。”

“孟敬子”,鲁大夫仲孙捷。

“笾豆”,两种祭器。前者为竹制,后者为木制。

曾子在这里为“君子”设定了三条为人处事的标准:真诚、正气、有真才实学。要作君子者,可以此为鉴。

5、曾子曰:“以能问于不能,以多问于寡;有若无,实若虚;犯而不校,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曾子说:“自己才能高,却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;自己学识丰富,却向学识不多的人请教。已经富有,却与贫穷时没有区别;内心充实,却十分谦虚。别人触犯了自己,却并不与之计较。从前我的一位朋友曾是这样做的。”

“以能问于不能”,既可以是说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”,也可以是说问者十分虚伪。一个人再没有能力本事,总是有某些方面比较好,值得别人学习。另一方面,明明自己知道,还故意向别人请教,也似有戏弄于人,想看别人笑话的意思。这在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可取。“以多问于寡”,与上句也有相似的意思。事实是:这世界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多的是,一无是处的人也多的是。

“有若无,实若虚,犯而不校”,此思想明显受《老子》思想影响。不过这里的“有”与“无”,不仅可以是财富,也可以是其他别的什么。胸罗万有,却谦虚平实而不争,此君子之为,亦圣人之为。不过以虚为实,或以实为虚,也可看作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策略。

曾子说他的一位朋友有君子之德行,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。因为孔子曾云: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。

6、曾子曰: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?君子人也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曾子说:“可以托付幼小的孤儿,可以寄予国家的重任,面临生死存亡而意志坚定。这样的人,可说是君子吗?这样的人就是君子。”

“六尺之孤”,古代指未成年的孤儿。一般在十五岁以下。七尺则谓成年。“托孤”,一般指受前君之命以辅幼君。亦可指把未成年孤儿托与亲朋。

“百里之命”,指重大使命。百里,指大国。

“大节”,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义之事。

人是有多面性的。有人可以“托六尺之孤”,“寄百里之命”,比如周公,可称名实相符。有人可以“临大节而不夺”,比如说蔺相如。那么曹操呢?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维持当时北方统一,能称君子否?在现实中,某领导,有才干,有能力,人前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,大事不糊涂;人后却在道德法律的边缘地带收受贿赂、玩弄女色,这样的人又能称君子吗?

7、曾子曰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

本节大意是:

曾子说:“读书人不能不胸怀宽阔、意志坚定,因为他使命重大,前程遥远。以‘仁’作为自己的使命,不也是很重大吗?到死才停步,前程不也遥远吗?”

在《论语》中,此话为曾子所说,但不少地方在引用时却用了孔子之名。比如说电影《孔子》的演员们就没搞清楚。

“士”,在此并非一般读书人,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。读书人当了官,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,但如不能当官,通过言论、教育活动也可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。孔子的一生,总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实践着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8、子曰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孔子说:“国家的振兴在于对‘诗’的重视,国家的建立在于对于‘礼仪制度’的重视,而国家有所成就则主要以音乐来表现。”

“诗”,可以比,可以兴,可以怨,它主要来自于民间,是人民心灵的呼声。周代时,国家设有采诗官,他们带着有铜铃的木铎,到处收集诗歌。《诗经》最初就是这样被收集来再为后人加以编撰的。关注“诗”是统治者了解民情、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。孔子认为,如果统治者重视‘诗’的风谏作用,就能振兴国家。《诗经》第一首说: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表面上是描述爱情,但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关乎夫妇、婚姻、人伦等大事,没有这些,所谓‘礼、乐’也就无从谈起。

“礼”,在此已不只是那些带有虚无、虚伪性质的礼仪,而是一整套关乎国家正常运转的制度。这就好比一支军队,没有这种制度,就没有上下级关系,也就没有命令与服从,如此,这样的军队既无法统领,打胜仗也就无从谈起。

“乐”,既是音乐,也是快乐。国家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就,人民就会快乐,快乐就会庆贺。当这种快乐庆贺的表达又以乐曲的形式表现出来时,于是,它又是音乐。各朝代几乎都有自己有代表性的乐典。如舜时有“韶”乐,唐时有“秦王破阵乐”。孔子听了韶乐后,“三月不知肉味”,可见此曲非凡的魅力。可能有些夸张,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的重要性与其独特的作用。

9、子曰: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孔子说:“老百姓可以让他们遵从,却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遵从。”

“由”,此作:遵从、遵照。

这句话可能是孔子说过的最受后人特别是近现代人诟病的话。但仔细想想,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它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

让百姓学会遵从,相对容易,只要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,什么不可以做,或让他们跟着做就可以了。“不可使知之”却有双重意思:一是指对于百姓,就是要欺骗、蒙蔽他们,即实行愚民政策,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;另是指百姓大多没有文化知识、愚昧无知,无论我们怎样努力,也不可能使他们知道为什么。从老子的“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。”(《老子》第65章)及历代统治阶级所采取的统治政策来看,两种思想都有,但主要应是前者。从历代具体的史实看,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实行愚民政策,其最后目的都不可能完全达到。百姓不但不能欺骗愚弄,而且也无法欺骗愚弄。以此可以推知孔子的语言表达是有极大局限性的。

10、子曰:“好勇疾贫,乱也;人而不仁,疾之已甚,乱也。”

本节大意是:

孔子说:“喜欢逞勇又厌恶贫穷,能产生祸乱;对于不仁的人,痛恨太过,也能产生祸乱。”

“已”,此作:甚、太。

“疾贫”是一种常态。没有人真喜欢贫穷。“好勇”是没有智慧与策略的“勇”。不仅危害社会,也会给自己带来祸害。老子说:“勇于敢,则杀,勇于不敢,则活”(老子第73章),“勇于敢”就是没有策略与智慧的勇,或没有理智的勇,即有勇无谋。“勇于不敢”则是理智的“敢”,即有勇有谋的“敢”。“疾贫”为“好勇”提供了借口,二者相叠加,产生“祸乱”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。考察历史,我们还会发现,所谓“祸乱”也并不全是落后的、反面的,有时也可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。

大多数人都会疾恨“不仁”之人,有时还可能包括不仁之人自己。但这种痛恨,却必须保持一定的“度”。原因主要有三:一是“仁”与“不仁”都是相对而存在的,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界限。二是“仁”与“不仁”大多属于道德范畴。有时表面上看起来的“不仁”却又是合理合法的。三是对于“仁”的认识,虽有些共识,但实际上却各各有别。社会对于一般人的“不仁”大多可能是持宽容态度的,但对于名人、权贵的“不仁”却有更高的要求。这一方面需要名人、权贵们自己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,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对他们持宽容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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